在饶斌整个汽车生涯中——在一汽、二汽、中汽公司，我一直跟随着他。我认为，饶斌同志所以被称作“中国汽车之父”，是因为他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作为汽车工业的“老人”，我与饶斌同志的接触可能是最多的一个。1954年我与李刚、孟少农在莫斯科，八九月的时候饶斌同志作为一汽的厂长也来到莫斯科实习。我当时的俄文好，因此做了他的私人翻译，跟在他身边好多年。
在莫斯科，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很虚心地去熟悉汽车工业，每个车间都要去看，还要请人给他上课。毕业以后他带着我回到长春。在整个一汽的建设过程中，我在他身边也总是感觉到他对汽车工业和汽车管理的认识相当深刻。我认识的老干部很多，但在业务上能够如此专业的，除饶斌以外，再没有别人了。
饶斌同志在国外的活动都是由我陪同的。1956年4月份，这时距离3年建厂时限还有一些时间，但苏联的设备还有30%没有到位，饶斌就带着我去苏联催设备。我们在苏联乘飞机走了一圈，拜访了苏联设备制造厂的一些领导。苏联方面看到是一汽的厂长亲自来催交，所以尽可能地提前把设备给了我们。这一路饶斌同志很辛苦，他晕飞机，一上机就要吐。有一次吐得我都心疼了，他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之后，就开始吐白沫。
1964年国家决定筹建二汽，饶斌被选作二汽的厂长。他首先做的工作就是选厂址。当时组织上有一个思路，叫做“三线建设”，即选厂址不能够在平地，不能够靠近大城市，要到山区去。饶斌当时已经是五十七八岁的人了，但仍不辞辛苦，亲力亲为。选厂址是很辛苦的，整天都要坐着吉普车在山区里转，吃饭休息大部分时候是在农民家里。最后饶斌选定了十堰，十堰当时还只有七八家农户。这个时候国家纪委副主任来视察三线建设选厂情况，我是陪同之一。我们从陕西白河陪着他一直走到丹江水库，他越走越不满意，沿途就批评我们选厂的同志，说这里不是山区，要重新选。我只好打电话到北京找饶斌同志，他不辞辛苦，第二天就赶来了。经过多番讨论，我们还是认为不能再往西面的大山里去了，饶斌就派我在大会上讲话，说明为什么汽车行业不能到大山里搞建设。我讲了4个小时，终于把会上的气氛扭转过来了。负责的同志给国务院打报告，最终周总理亲自批准二汽在十堰建厂。这离不开饶斌同志的坚持和努力。现在想来，二汽当时如果真的到山沟里面去是建不成的，那时候在大山建的项目后来大多都垮掉了，就只有二汽在三线建设里面站住了脚。
另外，二汽还从一汽借调了几百位汽车人才来支援建设。当时的二汽虽然也有一批技术骨干和工人队伍，但远远不够。饶斌作为一汽的老厂长，就去向当时一汽的厂长刘守华讲借调的事，刘守华听后不吭声。饶斌只好找到大部长，大部长把刘守华找来，命令他把一汽所有的人，包括领导层、技术骨干、工人分成三块，让二汽挑一份。这些人后来全部都成为二汽的骨干。就这样，二汽的厂址定了，方针定了，人才也有一批了。
在二汽的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很多。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没水喝。当时二汽距离北面的汉江有26公里，怎么把水引到二汽来是个大问题。后来经过商议我们决定从西面的水库引水，这样比从汉江引水工程小多了。但是那时候是冬季，山区里相当冷。我们要挖一条水渠，在里面铺上直径一米的管子是很有难度的。当时饶斌同志差不多60岁了，他亲自带队挖渠。水冷冰冰的，他卷着裤子第一个下水做榜样，大家看了很受鼓舞，纷纷都往下面跳，一股劲把二十几公里打通了，也铺上了管子。
二汽的厂址布局在21条山沟里，这 21条山沟里有21座水库，一下大雨水库的堤坝就被冲垮，二汽深受其害。刚好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李先念同志过来，带来了一批专家。饶斌同志带着我去找他，讨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商定建堤坝的时候除了使用一般的泥土以外，还要加水泥，这样大坝就牢固了。
饶斌同志对二汽的贡献很多，他能高明地指挥不同专业的人都集中到二汽参加建设。虽然我的回忆并不完全，但上述几件事我都还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