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命题作文”写好
2008年之前，海岩基本上保持着一年一本的速度出书，从《舞者》开始，他就歇了，如果不是碰上了公安部给的“命题作文”，他还不会出山。
我眼前的海岩一身浅色休闲西装，文质彬彬保养得当，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已近六十的男人。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顶着众多企业家头衔的他，工作太忙身体有些吃不住了，最重要的是，他要撇去自己的泡沫，“这个时代名人翻篇太严重了，轮流登场，然后来不及被读者记住就下场了。我也红过了，即便现在没人记得我，我也不遗憾”。
不过他这话算是自谦了。在海岩最红的时候，翻开《北京广播电视报》，29个省市同时在播他的戏，不是《玉观音》，就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可以说海岩覆盖了整个中国卫视。而今，虽然五年没有写作，但是经典作品被不断翻拍，《一场风花雪月的事》16年后被高群书改编成电影即是佐证。
新书《长安盗》的故事源于 2010年公安部破获的一场特大盗墓案——唐敬陵石椁盗案，这个案件甚至上过当年的新闻联播，媒体写头条时称作近年来“第一盗墓案”。
为了让海岩写好这部宣传公安的主旋律，公安部可谓是煞费苦心派了破案的警察带着案子的所有资料，从西安直接到昆仑饭店蹲点，就为了给他讲解明白案情；为了让海岩感受真实，带他去唐敬陵石椁被偷盗的实地考察，何况海岩还有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的身份，“既然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当在陕西博物馆看到这尊精美的石椁时，海岩决定“接了，要好好写”。
海岩的很多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长安盗》不用说，这是上过新闻的案例；《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源于他帮助中国电影乐团追一把古董小提琴；成名作《便衣警察》则根据他四五事件在天安门做便衣的经历写成； 2003年的《深牢大狱》中的监狱描写，那是海岩退伍回京后在第一监狱当炊事员的生活经验积累。
很多人知道他是作家，是昆仑饭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却可能渐渐遗忘他也曾是个警察这些作品的营养田。海岩曾入伍任海军航空兵歼六飞机电气员，退伍之后谋得了第一份工作，在北京第一监狱工作。虽然每天干的只是择菜淘米的工作，不过海岩不但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还修起了汽车，就这样一步步地从车队团支部书记，到监狱劳改局团委书记，海岩进入了公安系统。
虽然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但“文革时他翻烂了自家仓库中被查封的《基督山伯爵》，对铅字有盲目的崇拜，“当时地摊有不少乌七八糟的书，让我觉得文字受到了侮辱”。虽然学历不高，但胜在生活经验丰富，第一部作品《便衣警察》一发不可收拾地从中篇写成了 47万字的长篇小说。
也是从那时起，海岩就奠定了“警察这个作品基座。警察在很多时候，面对的都是社会最黑暗的那一面，但海岩笔下，更多的是温暖。他不说正能量这个时代流行词，却转而用更简单的词，那就是干净，“我的作品，就像画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美女。虽然不真实，但大家依然会为此感动，而不考虑可能现实根本没有这样的女人。这种干净的写作，可以对人的内心，尤其是正处在利益煎熬中的现代人，是一种抚慰。”
和这个时代无言以对
这本书依然有人说海岩是代笔，他可冤枉了，“我没有去过云南，也写了《玉观音》，都是靠平时的积累”，他右手中指的变形有增无减，那个因长期握笔写作而形成的茧子已经有指甲盖那么大，回答问题时还会无意识的摩擦它。
到了这本书，他写书依然是用最原始的爬格子方式，不会用电脑打字，可能也没打算学。在他眼里，噼里啪啦打字还是让年轻人去干吧，一字一句地写作代表了他对文字的尊重。
海岩喜欢星座，这点倒很能和年轻人聊得来，他甚至为《长安盗》中的主人公设定好了星座属性，“邵宽城是天蝎座，赵红雨是白羊座，万教授是摩羯座”。怪不得记者看书时总觉得男主角有几分海岩的影子：有点“面”但其实是内向敏感；理想主义因而时常对现实悲观。
“对，天蝎座喜欢包藏自己”。据我的星座知识，喜欢换一个主语来代替我这个字，也是天蝎座保护自己的习惯，“天蝎座太内向不喜欢表露，而且有悲观主义倾向”，很多人在跟海岩聊到社会现实时，总会在结尾加上句“可能过两天就好了”，他心里马上蹦出“过两天只会更差”的念头。
高群书在《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电影发布会上，谈到为什么要重拍时说“之前的导演在拍海岩作品时，着重在爱情上，而忽略了他对社会现状的抨击”，虽然这次《长安盗》是命题作文，但海岩也把这些年在商海“扑腾”的所看所想，全放在书中。
“我们从小学习的是为党为国家贡献一些，现在这个时代却是讲利益不讲意义。像书中的万教授，如果没有碰上亲情和利益的冲突，他依然是一位儒雅的学者，想和女儿好好过日子。但当突发事件发生，长久以来金钱对他的侵染已经深入骨髓，他选择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女儿”。
采访由小说谈到现实，海岩声音陡然高了起来，有几分激动，“有时候我换台时会瞄到两眼调解节目，一家子为了争夺房子妻离子散的，我觉得虽然最后拿到房子，但真的幸福吗？他们失去了太多。”
故事的结尾，海岩把最重要的一场戏放在了不丹——那里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开放电视和网络的国家，虽然经济落后，但却是亚洲幸福感最强烈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不丹象征着海岩的一个乌托邦，“其实文学作品未尝不是一个幸福的寄托。就像你想结交一位朋友，即便自己再怎么唯利是图，你也希望交往到一位淳朴善良的人”，所以海岩希望用自己的笔，让大家还能在金钱社会中看到些温情。
至于这个时代，我问海岩，“你是不是绝望”？
海岩叹了口气，“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太荒谬了”。
“我不能普度众生，只能独善其身了”
BQ=《北京青年》周刊H=海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