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普利策获奖者刘香成，从没有停止拍摄中国。
1976年 9月，他作为《时代》周刊摄影记者来华，用镜头记录下“毛从后的中国”。30余年来，他先后任职《时代》周刊、美联社、新闻集团等媒体，曾去往五大洲任职摄影记者，但他注视国的目光从没有中断。
快门声“咔嚓咔嚓”，他借之观察这片土地。在中国，他经历小学时代，是因出身不好而戴不上红领巾的那个“万红丛中一点黑”；他在少年时期离开内地，去往香港，闻着父亲就职报社的油墨香入眠，也察觉到父亲因报纸的倾向而不被准许报道“阿波罗号登上月球”时产生的矛盾心情；他在美国学习摄影，翻阅汉学书籍与中国问题研究专著，试图理解自己幼年时离开的故土；又在 25岁的年纪回到中国，用镜头嗅到政治紧绷过后的一点点松动，观察人们在一边倒的思维下，如何重建常识；他曾筹办《中月刊》，为的是发出华人的声音，做出一本“全球华人的《名利场》”。这是他的中国情结。
他的职业生涯丰富而风光，他因拍摄赫鲁晓夫恼恨地扔下辞职讲稿的那一瞬间而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他曾在阿富汗的枪林弹雨中抢夺新闻，他也曾驻守洛杉矶，每天开着敞篷跑车享受加州的阳光。
如今，他选择停留在中国。他仍然随时抓起相机，就在前几个月，他还受某杂志邀请拍摄 80后作家郭敬明，在他看来，“郭敬明是集体主义过渡到个人主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早年间，他拍摄喝下第一口可口可乐的年轻人、公园里背过身去谈情说爱的小情侣、在海滩上自然展示身体的年轻姑娘、大大的政治雕像下渺小的个人……他记录下的这些画面，让人隐约察觉到个人开始如何脱离政治，私人空间如何从公共空间生长出来。而如今，他用镜头记录经济腾飞后的中国，杂志主编、作家、艺术家、女明星通通进入他的视野，这些人已经挣脱集体，展示了他口中“时代的声音”。
他乐于展示摆脱了物质匮乏的中国人，把自己 30余年来拍摄中国的作品展出并结集成书，命名为《中国梦》，但他也思虑，“当我们提‘中国梦’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觉得更多的关于如何形成21世纪的中国人的价值观”。
上海南京路上的广告牌和过路的农民
2010年，湖北武汉，著名画家刘小东在他的画室中对着他的缪斯作画，这组作品的灵感来源于一次泰国之行。
在上海市的中华艺术宫，刘香成的 115幅作品布置于15、16号厅，展览名为《中国梦·三十年》，距离英国企鹅出版社推出《毛以后的中国 1976-1983》，正好 30年光景。15号厅里，多是他早期在中国拍摄的作品；16号厅里，主要是上世纪 90年代之后至今年的作品。非常明显地，15号厅里几乎都是黑白作品，即使偶有彩色胶卷拍摄的作品，看起来也显得寡淡单一 ——在当时，人们总是身着灰黑蓝色的衣服；16号厅里，也偶然有几张黑白作品，但你还是能注意到，画面里每个人的棱角突出、衣着惹眼。
刘香成的镜头跟着时代在走，“不是每时每日，但是中国的线索，我是跟着的”。这个新的中国，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个人崛起，在复杂的时代波澜中，刘香成说：“我是对着人拍摄的，历史是人的故事。”
历史的确从人的身上展开，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过渡，你可以从他拍摄的公园里谈恋爱的青年男女身上看到——在人潮涌动的公园里，他们背过身去，努力地挤出一点点私人空间。
而时间越往后走，刘香成的镜头下记录的人物也愈加棱角鲜明，在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那一点点变动是暗流涌动的，是暧昧的。可是到了上世纪 90年代，何勇举起了吉他，陈凯歌趴到了地上，瞿颖在床上摆出了性感的姿势，他们是最早崭露头角的独立个体。再到 21世纪，人们在外滩喝茶，开着豪车游走于高楼大厦之间，明星机制崛起，消费杂志勃兴，啦啦队员热烈地舞蹈。
他说自己提“中国梦”，“不是为了赶时髦”，多年来的观察，让他看到：“从物质、温饱、居住等日常生活里面，有一大部分的中国人已经体现了中国梦。1979年，星星画展要求艺术自由，到今天艺术很自由，你要画什么都可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梦。”
他用半杯水来打比方，悲观的人看到半杯水，看到的是“还有半杯就空了”，可他用“半杯满”的眼光来看，他又补充说：“与其说，我看中国是半杯满的水，倒不如说，我对人类是带着一个希望的，这个是我的乐观。”
但他的乐观里也有思虑，为什么出国旅游的国人屡屡引起争议，为什么公共场合里总有人高声吐痰，“几十年前的一场场运动，不尊重私人的空间，如今钱包比人家厚了，可是常识要怎么恢复？有一些价值是全人类的，我们应该像女士织毛衣一样，一针一针织出这些价值来”。
不少人观看展览后问刘香成：为什么在七八十年代，你拍摄普通人居多，而到了新时期，你开始拍摄许多名流。他答：“在个人主义的时代表述下，你不能去拍 13亿人，你要拍的是每一个个人。”他相信陈凯歌、张艺谋、郭敬明等人代表了“时代的声音”，但他又说，“社会上有很多人，很多声音，有的人声音很大，有的人声音很弱”。他已经不在新闻一线工作，但他还是试图抓住一些弱势的声音。1996年，他在读报纸时看到江泽民到贵州六盘水视察，“文章说那是中国最穷的地方，我想我也要去看看”，他背起相机，拍下了那里的农民、孩子。
他并不打算停止拍摄，中国在变化，他的希冀是：“从很小的细节观察，不是用一张两张照片，而通过一系列的东西来叙述这个时代。”
“我们应该像女士织毛衣一样，一针一针织出这些价值来。”
2012年，《时尚芭莎》的主编苏芒（左）和她的同事正在庆贺创刊 10周年
我拍苏芒，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消费刊物的时代，杂志都是消费杂志，在这个领域里面，她是女强人。我拍了好多次，她说你准备用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看看，等我筹备这个展览准备用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在巴黎也给我发微信：“刘老师，不要用这张，这个不是我，那个嘴那么大！”她没法说服我，我说这就是我认识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