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延，一个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区的小村镇，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村民曾配合刘邓大军抗日，是一个党群情谊深厚的革命老区。其实，伯延还有另外一个鲜被提及的名头，它是1961年全中国第一个关闭取消“公社大食堂”的村子。这个英明的决定在当时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它源自于周恩来总理1961年5月在伯延进行的四个昼夜的调研考察。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即以此真实事件为基础，为观众揭示了那一段尘封的历史。
四个昼夜的艰难决定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加之大跃进的失误及前苏联的连续逼债，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全国发生了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党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中央领导奔赴祖国各地，深入到最基层进行社会调查，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调整相关政策。周恩来总理在邓颖超的陪同下由贵州花溪出发一路来到伯延。
公社主任郭凤林在其父亲影响下，从小加入儿童团，几十年对党忠心耿耿。他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怀着为党分忧，为国担难的信念，不想让总理看到农村的困苦实情而着急上火，便采取了一系列弄虚作假、粉饰太平的行动：威胁干部不能说实话，把平时爱说怪话的“落后分子”关押起来，对生性耿直的父亲封锁总理到来的消息……
周总理到伯延后，看到的是歌舞升平，听到的是一片赞扬……然而他明察秋毫，去伪存真，甩开干部访贫问苦，结交最困苦的朋友，用自己赤诚的一言一行感动干部和群众。不眠的四天四夜，在总理身体力行的感召和苦口婆心的开导下，他交下的穷朋友张二廷仗义执言，被关押的“落后分子”群起响应。郭凤林等终于幡然猛醒，承认错误说出了实情……
“好”与“更好”的冲突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影片悬念重重，既有周总理如何识破谎言，一步步接近真相的过程，又穿插了周恩来作为一个政治家、丈夫和人民的儿子几重身份之间的转换与纠结，以及如何适时地揭开真相，处理好党群关系的感人故事。“周恩来是个很难刻画的伟人，前所未见的值得尊敬的人，可是在影片中，他不能拍出被仰视的感觉，一有仰视的感觉就错了，我们要接地气。”导演陈力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强调。
影片中，在总理面前一直想方设法掩盖真相的公社主任郭凤林，在陈力眼中不是反派角色。“没有坏人”是陈力作品的一种独特风格。在她导演的《谁主沉浮》《爱在廊桥》《两个人的芭蕾》等一系列影片中，找不出一个所谓的“坏人”。陈力导演说：“我的生活里没有坏人，我的作品里也没有坏人。人做坏事有他的合理性，尤其是郭凤林这个人物，他太为组织着想了，才产生了后来的矛盾，他的想法有很强的时代特征，现在人乍一看不太理解。”在几次试映之后，观众大都表示，通过整部影片，他们理解了郭凤林的行为动机，影片将不熟悉时代背景的观众，拉回了那个饥饿，却又纯真的年代。
然而，没有“坏人”这个特点，却为剧本创作增加新的难度。影片的编剧田运章、吴保安介绍道，这部影片创作之初，他们和导演陈力曾多次到伯延当地采访，挨家挨户地询问、搜集总理的往事。许多亲历总理来伯延的老人还健在，他们谈起周总理时经常泣不成声。当地百姓甚至还保存着周总理当年坐过的椅子，饰演周总理的孙维民，就坐在那张椅子上拍摄了周总理开会的戏份。一位当年见过周总理的老人，听说周总理到伯延的经历要拍成电影，自费为孙女做了60年代的衣服和鞋子，希望孙女当个群众演员，重新体会自己当年激动的心情。
关于周总理调研情景的故事，在百姓中广为流传，比如片中张二廷不愿将儿子送给周总理的情节，就是编剧二人采访得来的真实故事。当年，张二廷独自抚养四个子女，在饥荒中十分困难。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提出收养他的一个儿子，可是张二廷却拒绝了。陈力导演说，“这事放在今天人的逻辑中，孩子被总理收养，不仅成为干部子弟，还能免费得到北京户口，断没有人会拒绝。可是那个时候张二廷竟然拒绝了，假使他同意了，这个情节用在影片里依然感人，可是那是编的，我觉得真实的故事更有力量。”
再去伯延，周总理要收养的那个孩子已经是个中年人了。当陈力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后悔时，他只是憨憨地笑着，陈力被伯延人的淳朴深深的震撼了。片中，一个老太太卖掉自己的寿材，为总理换一顿家常饭的故事，也是当时真实发生的。陈力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可是寿材换来的菜饼子太过普通，她无意中发现伯延当地有一种叫“拽面”的小吃，至今流传，而且面条拽起来像舞蹈一样优美，当即决定把这个细节艺术加工为老太太为总理做拽面，并运用到影片当中。一个个走访而来的小故事，极大的丰富了主创们的素材，也为影片成功营造当时的环境氛围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营造“饥荒”的难度
这一阶段的采访经历也更坚定了陈力导演在伯延当地搭景，原汁原味地还原历史的决心，建组的时候，剧组的工作人员也以河北籍优先。经过数月的努力，剧本终于完成，剧组又迎来拍摄的难题。
首先是人物造型方面，现在营养普遍好，正常体型的人用饥荒的标准看都是胖子，陈力生怕破坏了影片营造的饥荒氛围。瘦子演员不够，令整个剧组心急如焚。后来，陈力导演看了老照片中闹饥荒的百姓，不是人人骨瘦如柴，反而是浮肿的人占大多数，这才让她稍稍宽心。
剧组面临第二个问题是气候，按照史料记载和当地人的回忆，1961年的5月伯延已经颗粒无收，树上的叶子都被人摘光了煮着吃了。如今的革命老区郁郁葱葱，总不能为了拍电影把整个地区的树叶拔光吧？剧组只好选择9月份，树叶落得差不多的时候开机。这样问题又来了，过了9月，山里便一天比一天冷，剧本里还有大雨倾盆的戏份，让陈力导演十分着急，她生怕演员生病，成天叨念着：“千万可别再冷了！”
陈力的敬业感染着剧组成员，剧组成员的努力也反馈给陈力感动。影片中饰演郭凤林父亲的牛已过耄耋之年，他想与导演讨论剧本，又怕打扰导演休息，于是手写一封信交给陈力导演。看着牛字体俊秀，情感真挚的信，感悟着老艺术家的用功态度，这让陈力导演十分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