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个‘海王星计划’，与加拿大联合，在西海岸铺设一个区域性海底观测网。海底一有‘风吹草动’，在美国的办公室里便可一目了然。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将来势必会改变人类和海洋的关系。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确定国家的海洋国策。中国在新世纪要发展壮大，必须抓住机遇走向深海大洋，成为海洋强国。”——汪品先。
美国作家海明威笔下有一位老人，独自在远离海岸的湾流中整整坚持了三天，终于捕回了一条无与伦比的大鱼。如果《老人与海》的故事有中国版，那么汪品先，这位同济大学海洋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而他想捕捉“大鱼”的地方，则是中国的南海，他心中的“大鱼”，是与中国未来发展命运休戚相关的深海奥秘、海底资源，是关系到整个地球过去与未来的自然规律。
志在天山，身老沧州
汪品先的大学生活是在莫斯科度过的。
1960年，当他从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毕业回国后，在分配工作志愿书的去向栏内只填了一个地点——西藏。“这样写倒不是思想如何进步，而是听了当时列宁格勒一位85岁老教授的话。老教授年轻时在伦敦的博物馆里见过西藏的化石，太漂亮了，他建议我一定要去西藏。”分配的结果汪品先却留在了上海。现在想想再顺当不过了，汪品先是在上海格致中学读的高中，全家人又都生活在这个城市，而且上海的科研门类相对也比较齐全。可当年心揣远大理想的汪品先却不无失落感，他甚至感叹自己是“志在天山，身老沧州”了。
“不过兴奋点还是有的，最后把我分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那里新办的地理系要发展海洋地质专业。”这在当年是一个崭新的方向，尽管华师大地理系连一条小舢板也没有。但在汪品先看来，只要有了这一方向和框架，他们就可以向海洋地质迈进了。
对于大学生涯的回忆，今天功成名就的汪品先是多有感激的。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尽管谈不上有多少可圈可点，但毕竟莫斯科大学来来往往的名教授甚多，又是在国外求学，这让敢于并善于想“怪问题”的汪品先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教研室主任奥尔洛夫院士对我们说过，考试得个3分（及格）就可以了，关键要把论文做好。当年我还幼稚地认为这位院士的话过于歪门邪道！中国古生物学代表团访苏时，斯行健院士告诫我们在国外最重要的是把外语学好。我们问为什么，他说外语好了就可以看原版小说了。我也觉得他的回答太离谱。”汪品先感叹：“这些话的含意之深，我是过了几十年才理解的。”
身为一名科学家，汪品先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学科与学科之间其实都是相通的。”他至今有空还会找本俄文版的小说读读，“科学家的头脑最好是兼收并蓄的。”汪品先如是说。
汪品先在同济大学30多年前的一位学生，后来去了美国当上了教授，还得了一个“总统奖”。这位同济校友在美国的课堂上常常向学生谈起当年自己老师的“实验室”——那是一个蚊蝇多得可以用手抓的废弃车间，墙外就是农村的垃圾堆。老师带领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从这里向海洋“启航”。
在汉语成语里，“同舟共济”是海洋行业里最适用的；而在各种校徽图案中，同济大学的一叶扁舟三支桨，也是海洋学科最好的标志。但是30多年前，同济对海洋并不沾边。
不知道是浩瀚大海气魄的感召，还是“同舟共济”精神的熏陶，同济的这群青年人就这样在困难的条件下埋头苦干，从浅海的表层沉积样品和长江口的岩芯入手，跨出了第一步。一直等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大庆油田为解释储油层的河成砂岩，需要长江三角洲沉积模式作比较，同济的海洋地质才受到了国内重视；一直等到北京成立了海洋出版社，80年代初印出了同济大学微体古生物研究成果的专著时，同济的海洋地质才赢得国际关注。
20世纪晚期地球科学的突破主要来自海洋，“板块理论”就是一例。“我们自己缺少研究手段，能不能参与国际合作，也去研究深海地质？”这是当时需要同济海洋地质系做出选择的一大命题。1985年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启动，中国科学家们心潮澎湃，赶紧组织委员会，上报领导，要求加入这项规模空前的深海国际组织。同济人也以为这一大命题迎刃而解了。但在当年外汇奇缺的条件下，这只能是一种空想。国际大洋钻探计划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每年要付出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才能成为成员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进军深海的途径：发挥自己的长处，用国外样品研究我国的深海问题。我们间接地要到了美国在南海取得的深海沉积样品，从微体化石分析入手，在剑桥大学的合作下，于1986年建立起了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剖面，找到了南海古海洋学的特点，踩上了国际前沿的门槛。”
在南沙升起五星红旗
在汪品先眼中，南海的生命史如同一个鲜活的生命，有血有肉有骨架。南海生命史的“骨架”是岩石的构造，从海底扩张到板块俯冲的地质构造演化；它的“肉”则是泥巴，来自陆地的泥沙、各种海洋生物遗体在深海沉积，并填充进海底盆地，储藏了油气、记录了历史；它的“血”则是充盈其中的流体，从海水到热液、冷泉，包括海底上、下的海洋，也支撑着庞大的暗能量生物圈。
1999年2月18日至4月12日，国际大洋钻探船“决心号”在南海实施了大洋钻探计划（ODP）第184航次，时年63岁的汪品先教授为整个航次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这是中国海的首次大洋钻探航次，也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184航次在南海南北6个深水站位钻孔17口，从水深2000米到3300米的海底钻入地层，最深的一口井深入海底以下850米，取得高质量的连续岩芯共计5500米。
“1999年2月12日，当钻探船从澳大利亚西部启航驶向南海时，我在甲板上感慨万千，感到自己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地质学家了。”谈起这次航程，汪品先就像在谈昨天发生的事：“总共一万里的航程中，自然界并没有大风大浪，遇到的尽是人间风浪。特别是南沙的钻探‘好事多磨’，先是国际政治问题，后是这块外国海图上叫做‘危险海底’的航道问题，最后又有海盗出没引起的安全问题。船长几次宣布这口井打不成了，而几次都在我国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闯过了一个个关口。3月初南沙开钻，美国船长下令升起五星红旗。中国海区第一口深海科学钻井，终于按照我们的设计，在我们的主持下实现了。当第一筒岩芯取上甲板时，许多人拿着照相机拍照，一位英国科学家问我，‘这一筒岩芯，你等了多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