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其不意是我的法宝
大众电影:能简单介绍一下影片的创作过程吗?当初怎么决定要拍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这个题材的?
陈力:《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电影是在一年多以前开始创作的,缘起很简单,有这样一组素材,想拍一部电影,我们下生活去采访,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五十年前是年轻人,亲历了这段历史的过来者。采访完了以后,收集到的一些素材,确实非常感人,当地的老百姓一提到这件事情会流泪,让人觉得这个故事不拍好,就对不起老区的人民似的。我们以这样的心态开始了写作,创作历时有半年时间。每次我接到一个剧本的时候,都是先放下这个剧本的具体内容不谈,就谈这事有意思没意思,这些人物好玩不好玩,我觉得这很关键,出其不意是我的一个法宝。谁找我拍电影,我看的都是这个题材能让我有什么新的点子,我还能挖掘到什么新的故事,怎样战胜其他同类作品。
大众电影:具体到这部影片,您觉得挖掘和捕捉到的特点是什么呢?
陈力: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特殊事,或者特殊的人,一定要去挖掘它这个背景是什么,它反常的原因是什么。拍延安的戏,我一定先去延安采访,这次拍伯延,我一定得到伯延看看。创作为什么辛苦?因为你付出了辛苦,不一定能捕捉到新的素材,可是你不付出辛苦,就一定捕捉不到新东西。刚接触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想,这村子怎么这样啊?为什么全村不说实话?这还是革命老区吗?这些老区人民当年都是零距离接触过刘邓大军的,是亲手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上为新中国流血牺牲战场的人,听说有的几乎一个村子的人都牺牲了,因为吃不饱就不说实话了?一连串的疑问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一定是有另外的原因,所以我才下生活。下生活以后,我发现他们不说真话的原因,竟然是别给党找麻烦。这多感人!拍戏的时候,那些群众演员都不用我去特别的强调要怎么演,只要一提到周总理,说这是要送总理走的戏,刚说完群众演员的眼泪就掉下来了,这种质朴就让人觉得片子一定要接地气。
大众电影:片子里有一段地方戏,是为了表现当地的风俗而特意添加的吗?
陈力:落子戏是伯延的地方文化。它靠什么支撑?它的特点是什么?柏青老师为了这个片子还特意学了落子戏。其实过去很多农民没上过学,不识字,但是他们都看得懂戏曲,戏曲就是当地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他们是通过这样的传统的戏曲,仁义礼智信代代相传,才有了现在的所思所想。不是我要想接地气,是创作的状态就在地气当中。在有生活的地方,有感动的地方拍电影,就是不一样。
大众电影:您的《爱在廊桥》《两个人的芭蕾》等片子都有展示当地的文化气质的内容。您是怎样把这些元素融入到故事当中的呢?
陈力:最好的电影形式,是看似没有形式的形式。我觉得这是电影语言的问题。我比较强调的是在每一个镜头里都要说什么,而不是想着高票房、赚大钱,那样想着片子拍出来一定是乱七八糟的。
大众电影:您没想过拍商业片吗?
陈力:那些资金投入比较大的,或者国外大片,可能群体创作的多,创作人员进入的早,有比较充分的磨合。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片子,成本并不高,又没有这么大的架势,这造成担负在导演身上的工作重量更沉一些。我虽然不把分镜头画出来,但是我做工作台本,所有的镜头,全在我脑子里,到了现场我也不拿剧本。我还喜欢自己上去给演员走位置,演员知道我有这个瘾,也会故意让我帮他们走位置。我这样做还能给摄制组一点压力,让他们觉得导演亲自在那走位置呢,各个部门会更用心一些。所以呢,导演拍戏的时候很累。说句心里话,给几千万拍一个商业片我还真不敢拍,压力大,提着心,总得想这钱还得回来,这样的心态会带来很多干扰。我觉得那些商业片的成功,跟运气有很大关系,创作人员考虑了这些东西就不可能专心搞创作。
向伯延百姓献礼
大众电影:这部电影的试映情况怎样?
陈力:因为我们没有功利思想,从来不想用某种刺激吸引某种群体,在创作当中,要想的短,收获的结果反而长。我们一开始要表达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老区人民对国家的理解、对党的理解。表现总理下去深入调研,坐在老乡家里的炕头、门槛上的那种温暖。别的我什么都没想。大家现在从我的片子里看见了深入群众啊,提倡节约啊,好像是为现在的政策献礼,那全是碰巧赶上了。我们开始做这个剧本的时候,十八大还没召开呢,但赶上了也是我们的幸运,至少在国家的大形势下,做了我们应该做的贡献。也许会有更多一些的观众看到这部电影,我最想先放给伯延当地的观众看。他们太质朴了,我现在帮他们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过去和今后生活里能够支撑他们精神的电影,这让创作者对这样的题材多了一份坚守下去的信念。
大众电影:您曾经说过您的电影里没有坏人,《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也是这样。您对自己这一风格有什么考虑吗?
陈力:我的老师司徒兆敦曾经说过,你能把一个没有坏人的电影表达得好看,这才是你的本事。我当时就觉得我要走这个路子,我比较喜欢挑战。没想到这个风格竟然一直走到今天。我总想表达好与更好之间的矛盾。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关怀老百姓来小山村调研,而这些人却都不讲实话,出于一个特别简单的原因。总理越想知道真相,老百姓就越体谅总理,于是矛盾产生了,并在这个基础上往上叠加,最后到达顶点。我的每一个作品,好像都在重复这个主题:有人办了错事,我一定站在他的角度去想,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我总能发现善意的解释,然后做电影就变成了一个净化灵魂的过程。会拍电影没什么了不起,拍电影的人多了。了不起的是,拍电影能把人的灵魂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