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似乎一直是一个禁忌。但越是禁忌，就越引人好奇。其实，在身体迅速发育的年纪，渴望了解性的秘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近些年的台湾，因为性文化相对开化，所以很多创作者选择讲述性的故事，这样的讲述，既是对剧中人物的性启蒙，也是对银幕下广大青少年观众的性教育；而且这样的影片，总能在观众席中激发出荷尔蒙的味道，因而屡拍不辍。
性苦恼？性别苦恼？
或许，探索性秘密的第一步莫过于了解自己的身体，但少年林祖状却在这第一步便遇到了麻烦。《爱情灵药》（2002）里，光良饰演的林祖状是个成绩优异的少年，可他的生活却充满苦恼，因为他的生殖器要比别人的大好多。为此，他不敢游泳，不敢和同学一起小便，没有朋友，甚至不想活了。为了找到活下去的勇气，才国小三年级的祖状满世界去买A书，只为看看自己和别人究竟有什么不同。片中的祖状由身为天主教徒且素以清新形象示人的光良出演，再加上影片“17岁以下少年免入”的标签，让众多观众对本片充满了好奇，以为一定是台湾版的《美国派》，所以“限制级”恰恰成了吸引众多青年打破禁忌的诱因，最终本片成了台湾电影史上四大卖座电影之一。
素有怪才之称的导演苏照彬自然不会仅仅玩一次性噱头来吸引观众，他严肃地探讨着性与爱的问题。林祖状因为买A书认识了书店老板郑先生，郑先生非但给他看漫画A书解救他欲死的性命，还在他只对A书感冒不屑身边少女时挽救了他，从而让他找回暗恋自己多年的女孩和差点错失的爱情。影片中陈升饰演的郑先生成了祖状的性启蒙者，他虽自认给小孩看A书猪狗不如，最终目的却指向了纯洁的爱情，正如影片的英文名《BeterThanSex》所预示的，A书和性所唤醒的不过是一个少年对爱的欲望，就像性无能的郑先生为偷窥心爱女人做爱不过是爱她的特别方式一样。
与祖状不同，《蓝色大门》（2002）里的孟克柔遇到的却是性别上的苦恼，她不爱男生，只爱女生。为了解除这种苦恼，她在墙上写下“我是女生，我爱男生”，通过同喝一瓶水与体育老师间接“接吻”，甚至尝试通过与男孩小世交往来转化对女孩的兴趣。现实生活中，孟克柔的苦恼恰是导演易智言的苦恼，本片的出世则宣告了他的出柜。与本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少年不戴花》（2007）则讲了男孩版孟克柔的故事，少年阿宽被哥们阿诚爱上，但他一直没勇气正视阿诚的爱，尽管他在心里也爱着阿诚。有趣的是影片用头发的弯与直暗示着阿宽面对性别身份的纠结（同志还是直男），他的头发是自来卷，他却一直希望直发示人，所以每天上学前他都要用夹板弄直头发，由此可知，阿宽在面对他的性取向时时充满了顾虑。这里，孟克柔与阿宽的苦恼恰恰间接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台湾社会的开化程度不够高，对同志群体的宽容度有限。
消费性（别）文化
与世界很多地区一样，台湾的同志文化从潜流暗涌到浮出水面经历了重重困难，如今同志文化可以光明正大地摆在桌面探讨，既归功于2003年以来的台湾同志大游行，又归功于文学家和导演们的不断探索。早在六七十年代，有着同志身份的作家白先勇便大胆创作了《月梦》《青春》等同志小说，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朱天心的《春风蝴蝶之事》、邱妙津的《鳄鱼手记》等也都在文学上对同志文化做了大胆探索；八十年代后期，白先勇的《孤恋花》《孽子》两部同志小说先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自此，台湾的同性电影一发不可收拾。
经历了前辈们的一番试水之后，电影中的同志们终于不用再遮遮掩掩瞻前顾后了，他们可以大胆地讲述自己的故事。2004年电影《杀人计划》就不再纠结于女主的拉拉身份了，而是在承认蕾丝情结的基础上大大方方讲了两个女孩之间的暧昧故事。少女小珍个性闭塞相貌平凡，与阳光美丽的小晴是形影不离的姐妹，小珍深深爱着小晴，非但上学放学与她在一起，吃饭睡觉都不愿分开。小珍视小晴为惟一，小晴身边除了小珍之外则环绕了大把的少男少女。整部电影都在讲小珍如何吃醋，导演翟友宁以男女朋友的模式看待两个女孩间的情感关系，将小珍患得患失的微妙情绪讲述得细腻至极。如此细腻，不知情的观众一定以为导演是多愁善感的女孩呢，其实他是个年过四十的大老爷们，只是向来善于捕捉小女生间的微妙情感，这个在他导演的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中就可见一斑。
除了像《杀人计划》一样大方讲述同志的故事，还有很多电影则干脆大方到将同性文化变成消费品。《盛夏光年》（2006）讲述了两男一女间的爱情纠葛，少年康正行爱着哥们余守恒，余守恒则爱着少女慧嘉。这种两男一女的爱情故事，后来在《女朋友男朋友》（2012）中更是发扬光大，且更加复杂，变成了他1爱他2，他2爱她，她爱他1的三角环形关系。同样发扬光大的还有此类同性电影中的“春光乍泄”癖，《盛夏光年》里大胆上演了两个男孩的激情戏，将美少男的身体作为视觉消费的一种，《女朋友男朋友》更是以桂纶镁裸背、张孝全全裸作为卖点。如果说以往电影男女间的激情戏是吸引观众的噱头的话，此时，男孩身体的裸露、女孩之间的情愫则成了更加诱人的标签，比如《刺青》（2007）就靠杨丞琳与梁洛施的暧昧激情戏吸引了大量观众。自此，台湾青春片进入了一个消费同性文化的时代，几乎无片不腐，比如《渺渺》《爱丽丝的镜子》《乱青春》等。
同志们的理想国
如果说上文列举的众多影片中同性元素只是文化消费的一种的话，另一种影片中创作者却在严肃地探讨着同志的生存问题。1986年虞戡平导演的《孽子》是台湾第二部同性恋电影，在尚未解严民风未开的时代，影片大胆地为同志们建立了一个理想国。片中的“杨妈”是个老同性恋者，他虽是男儿身，却多女儿情，好心收留了众多被家庭和社会排斥的青年同志，孩子们在他家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杨妈”则真的像妈妈一样给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舍得跟他们要房租，为他们留饭，为他们提供工作，呵护他们的精神情感……影片在视听语言上十分讲究，每当表现外界对这些青年同志的排斥与歧视时，经常夹杂着冷风冷雨，影调灰冷，让人望而生寒。但在表现“杨妈”的理想国时就充满了暖黄的色彩和欢欣的调子，几经对比，“杨妈”创设的理想国就更加温暖可贵了。后来，大胆出柜的同志导演周美玲在其《艳光四射歌舞团》（2004）中一样建立了同志的理想国，那就是“妈妈”带领下四处流浪的“艳光四射歌舞团”。每当夜幕降临，男孩们便可以打扮成美艳的皇后，在灯红酒绿下寻找爱与被爱的权力，那里，是他们生命惟一的慰藉。
虽然虞戡平与周美玲都为同志们建立了理想国，却难掩其悲观之情，理想国之所以温暖，恰恰证明了社会不够宽容。可是对于新生代女导演陈映容来说，事情就乐观多了。在电影《十七岁的天空》（2004）中，初出茅庐的陈映容全然不顾外部世界的纷扰，为同志们打造了一个纯粹的乌托邦：全片均由男性出演，没有一位女性角色。在这个乌托邦里，几乎人人都是同志，我们既可以看到老年同志们温馨地牵手过马路，也可以看到主角优质处男周天财如何在同志世界寻觅梦中情人，还可以看到2003年现实社会中的同志大游行（纪录片片段），包括在台北闻名的同志酒吧FUNKY。全片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描述了周天财在台北都会寻找爱人的过程，在一家知名的同志酒吧里，小周与优质型男白铁男互相心仪，但小周因听说铁男花心便打消念头，此后他对铁男一直念念不忘，直到最后，经历了种种误会与澄清，经过朋友们的帮忙，两个心心相映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其实，无论是虞戡平、周美玲的理想国，还是陈映容的乌托邦，其最大的意义正在于借助电影这一受众广泛的媒介，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进而理解同志世界，他们与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愿意爱，渴望被爱，一样有着对忠贞的追求、对背叛的害怕。
当时间迈向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随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和《女朋友男朋友》的走红，台湾电影进入了一个重口味的时代，性与性别之牌打得高调而热烈，虽然这些元素难免商业炒作之嫌，但至少证明了社会的宽容与开化，当性（别）不再成禁忌，我们才有机会更理性地看待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