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片子”起步
新中国电影是在隆隆炮声和滚滚硝烟中迈开最初步伐的，当迎接最后胜利的战斗还在进行之中，一批历经战火洗礼的部队文艺战士，奉命开赴创立人民电影事业的前沿，其中就有后来跻身我国著名电影导演行列的成萌。
来自西北解放战场的成荫，于“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就投身革命。这个出生于上海郊区一个清贫家庭的热血青年，起初曾想凭藉从小喜爱文艺，会唱京戏、拉二胡、演话剧，以一己之长为救亡宣传出力，专门报考武汉一个话剧团，可惜因“小个子”没有被录取，遂决心投军报国，几经辗转于1938年春来到抗日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一心一意盼望学成军事把一腔爱国热血抛洒到抗日前线去。可是事与愿违，他因参加毕业晚会演出获得好评，被鲁艺选中调入戏剧系深造，后分配至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工作，由此正式走向文艺道路，并源源不断释放出“大能量”。他在剧社先后任导演、指导员和副社长，一边随由贺龙率领的120师挺进敌后转战华北，投身反击日本法西斯的神圣战斗，一边在纷飞的战火中编导了《晋察冀的乡村》《自家人》《虎列拉》《敌我之间》等一系列话剧、歌剧和活报剧，迅速而紧密地配合反映对敌斗争和军民生活。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曾奉调到延安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还亲自给成荫等写信说：“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着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多演一些这类好戏！”1945年9月，他被调到晋中吕梁军区政治部任宣传科长，1947年初又被调到王震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直接参加过包括保卫延安等许多战役。1947年10月，他受命参与带领从延安和晋绥解放区抽调部队文艺工作者组成的西北电影工学队，赴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北电影制片厂学习。
与同一时期、同一方式踏入电影艺术殿堂的战友一样，成荫不只是怀着对实现艺术之梦的个人追求，更为主要的还是出于适应革命和形势急切需要的责任意识，努力探索和尽快掌握这一崭新而又陌生的表现手段，以期更深刻、更广阔地展示胸臆中的伟大时代、伟大人民和军队。电影本来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党领导下的人民电影事业此时正处于起步阶段，在战争中诞生的东北电影制片厂设备奇缺，生产基地不过是一所日本小学改建成的洗印、录音、剪辑综合技术车间，加上临时借用一座还没竣工的电影院作为摄影棚，办公和宿舍用房则是原日本侵略军的一个马棚。就是在这样极为简陋艰苦的条件下，成荫边学习边工作，以惊人的顽强和刻苦投入电影技巧的钻研。他像在延安时期用手抄本的办法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引入战斗剧社一样，几乎把东影所存的影片逐一在摇片机上拉过，从中琢磨领会镜头构成、摄法和组接技巧。这种独特的“拉片子”办法，使他加深了对以往从无接触的电影艺术的认识和了解，形成作为导演应具备的基本功，仅仅通过三部影片拍摄，就一跃成为一个成熟的电影导演。
第一部是带有实验性质的短纪录片《东影保育院》，在东影厂领导袁牧之、陈波儿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第二部开始自编自导故事片《回到自己队伍来》，表现一个被国民党抓丁的贫苦农民转变和觉悟，虽然在拍摄方法及技术运用上还显得拘谨和粗糙，但在视角和构图上已崭露自己的特点；到了第三部仍是故事片的《钢铁战士》，反映解放战争时期为掩护战友撤退而不幸被俘的三名解放军战士，以各自不同的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既守住了军事秘密，也保全了革命气节，导演水平呈现一个大飞跃，不仅将刻画不同性格的人物居于艺术视野中心，而且在镜头角度选择、组接等方面已趋自如，甚至还大胆运用了当时电影中不多见的隐喻蒙太奇技巧，在一组交替切换的主人公张志坚遭受拷打的短镜头中，急速插入几个凶神恶煞的泥塑神鬼像镜头，以喻示敌人的残暴凶恶。送审时前辈史东山导演不由赞叹：“这部影片不像一个青年导演拍的，共产党里面有人才！”电影局领导蔡楚生也很满意，亲自将原拟的片名“真正的人”或“不屈服的人”改为“钢铁战士”，该片除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平奖外，还在国务院文化部举办的1949-1955优秀影片评奖中荣获故事片一等奖。与成荫同时从部队转至电影岗位的导演王炎曾说，成荫“是我们当中最有贡献、最有成就的佼佼者。”
正是勤于学习和勇于探索这一可贵素质，使成荫的电影创作始终充满蓬勃活力，而且保持终生。1954年成荫从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任上，受派协同北影厂长汪洋率中国电影工作实习团赴苏联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考察。他除担负副团长做好管理工作，主要是实习导演业务，到莫斯科大学听课，参加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艺委会活动，跟随苏联著名导演尤特凯维奇、罗姆分别拍摄影片《奥赛罗》《第六纵队》，使他接触到了当时世界电影潮流的新变化、新动向，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很快就将这些新的感受和体会运用到自己所拍摄的《上海姑娘》中，在现实题材表现和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做出重要的突破。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影片遭到了非难，但他求知若渴和矢志创新的精神不变。直到晚年因积劳成疾退出一线后，仍对追求新事物持有浓厚兴趣，并继续钻研电影艺术，直到1984年4月26日在参加文化部优秀影片授奖大会组织的观摩国际获奖影片时，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在放映室永远倒下。
一切为了“真”
成荫所拍摄的影片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尤以反映革命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而著称。他踏入影坛之始就有过这样表示：“我曾梦想过，在我这一生中能够把革命历程中几个重大关键搬上银幕.在银幕上使观众看到当时历史的真实情景，是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这一“梦想”已在其艺术生涯中变成现实，在刚刚拍完成名作《钢铁战士》之后，他就受命匆匆来到上影厂，与汤晓丹一起合作导演了反映解放战争历史性转折的《南征北战》；随之又与八一厂华纯联合导演了再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万水千山》；继而是揭示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尖锐斗争的《停战以后》；聚焦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风云变幻的《西安事变》则是“收官”之作。它们以雄浑的时代激情和真实的生活气息，勾勒出一幅幅广阔斑斓的电影历史画卷，在银幕上展示了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风采。
